时大彬将紫砂壶由大壶变成小壶，是其对紫砂发展的巨大贡献之一，也是紫砂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驱使时大彬改壶的最大动因就是娄东（今太仓偏东一带，因浏河古称娄江，故名）之行，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时大彬是在游娄东后，因“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关于这件事，《重刊宜兴县旧志》（清嘉庆二年1797年刊本）卷末·艺术卷中是这样记述的：时大彬“后游松江（娄东属松江府治），闻陈继儒与王世贞诸人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这里就涉及到几位历史人物，即陈眉公（即陈继儒）、琅琊公、太原公、王世贞。

对于陈继儒，大家认识十分一致，而后面几位则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琅琊太原公是指的王稚登（台湾徐鳌润），有人说是指清初的王时敏和王鉴（南京吴山），县志上则说是王世贞。要说清楚其中的真相，现在已经十分困难。我认为要考证清楚细节，就得从相关的茶文化发展历程中找答案。即究竟是谁持有“品茶施茶之论”，而且当时有可能与时大彬在娄东相识。

陈继儒在其《茶董小序》中云：“自谓独饮得茶神，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实乃“施茶”之论。无独有偶，同时代的张源、冯可宾也同样有相似的论调，张源是长州包山（今江苏吴中区洞庭西山）人，近娄东，张本是著名茶人，其《茶录》曰：“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冯可宾《岕茶笺》中论茶具道“或问茶壶毕竟宜大宜小？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冯是山东益都人（古琅琊之地），第进士后在湖州为官，距娄东不远，且其人十分爱好产于湖州及宜兴的岕茶，对宜兴和紫砂茶壶并不陌生。持论也确有道理。我觉得这两位中应该是有可能和陈继儒相识相交的。

为什么说其他的人没有可能呢？这要从这些人活动的历史年代和相对范围中寻找线索。时大彬确切的生卒年代已无从考证，但其生活的时代应该是万历、崇祯年间，大约是1573年到1644年间。《阳羡砂壶图考》中引藏家张叔未语云：“少山克享天年，清初始殁，可无疑义。”说明时大彬的出生应该在明嘉靖末。从其后来制作小壶的实际情况推测，他的娄东之行应该在1595年至1610年期间，这是他的创作旺盛期，也正是他年富力强的年岁。

再看其他几位的情况。王世贞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虽然在当时文坛的威望可谓笼盖海内，相传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僧道莫不奔走其门下，但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逝世了。时大彬与其交往是没有多大可能的，志书所载其实也是道听途说的。

王稚登是明季有名的的风流才子，一般的书籍都没有记载他有“太原”的雅号，但他在丁公石祠碑文落款是“太原王稚登”，这与周高起的记述有点联系。还有，王曾几次到过宜兴，对宜兴紫砂或者说陶业是有感情的，但他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逝世，得年77岁，如果时大彬在娄东与其相识，太原公已是垂暮之人了，再说从未见到过王稚登有过品茶施茶之论，据此可知，当时时大彬是不大可能与之交往的。在查阅宜兴旧志时，得王重游荆溪诗，甚妙，附带录上，云：荆溪古风土，阳羡好山川。不远三百里，重来廿五年。云中寻洞府，花里下楼船。欲买芳兰去，清芬莫论钱。[重刊宜兴县旧志，卷八]

至于说到清初王时敏、王鉴这“两王”，虽然都是著名书画家，也都是苏州人氏，与陈继儒交往深厚，但本人在其他地方没有查找他们有琅琊太原的称谓。更加要注意的是，两王中一个出生在1592年，一个出生在1598年，按照前文推断，时大彬去娄东时，他们还只是孩童。

我的结论是：时大彬娄东之行是和陈继儒交往的，他只是听到或者说学习到当时陈继儒、张源、冯可宾有关茶文化的最新观点，从而改进了自己的制壶的形式，有意无意中推动了宜兴紫砂的大进步。更进一步说，推动紫砂发展的是茶文化的变化和进步，这也充分显示了紫砂作为茶具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