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宜兴茶的进贡和文人之间的普及

宋代宜兴茶叶进贡和当时茶政

唐代以后，随着王朝的更迭的都城的变迁，宜兴茶的地位也随着不断变更。在南唐保大四年（９４６年）春“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 阳羡茶“始罢贡”（参见雍正《宜兴县志》卷三·杂税）。宋建政以后，起初也和唐一样，仍以顾渚为焙和以顾渚紫笋入贡，太平兴国二年，在北苑正式“始置龙焙”，贡焙才正式由顾渚改置北苑。《北苑茶录》曰：“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遣使造之。”如宋人葛常之所说：“自建茶入贡，阳羡不复研膏”（转引自国学网宋本葛立方《韵语阳秋》）。

到宋代，因宋朝王室更重视建州茶，也就是如今的闽北建瓯一带的茶，宜兴及附近地区的茶在王室中地位有所下降。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与宜兴的距离更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把贡焙移至建州呢？这主要是气候因素。因为北宋适值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太湖冬天冰封，上可行车，顾渚贡焙采造的贡茶，不一定能及时在清明前如数贡到。而这时北苑的茶叶，距京城的路途远则远，但清明前能保证如期进献到开封，自然也只好把贡焙改置建州或建安了。正如宋范仲淹诗句所反映：“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参见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2《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也正是这些自然历史原因，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南方地区茶叶的发展。

宋代的茶政因习晚唐的“榷茶”制度，也就是对茶叶实行专卖制，并对所有茶农实行严格征税。宜兴县旧志记载，宋时县令李若谷“官市湖氵父茶，岁约户税为多少，率取足贫下。若谷始置藉备勾检茶。恶者旧法没官，若谷使归之，民许……”（参见万历《宜兴县志》卷三·名宦），说明当时对茶农征税开始比较粗放，李若谷开始逐户检茶，对茶农采取比较宽松合理的税收额度和办法，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好评，后升迁至“仁宗相”（参见万历《宜兴县志》卷三·名宦）。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宋代在宜兴一带废除贡茶制度后，茶叶生产和经营仍然是宜兴南部山区人民生活的主要来源。

[这段话着实有点过于难理解,我有机会把我知道的背景说明一下.有关宋代的茶政变迁，实在复杂，有兴趣的可以参考《宋史》食货志四上面的内容，另外，沈括的《本朝茶政》也可看看，但意义不大。]

宜兴茶和宋代文人墨客

入宋以后，整个中国的茶叶生产和饮用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团、饼一类的紧压茶为主转变为以散茶为主。宜兴、长兴就和江浙其它产茶地方一样，渐渐“不复研膏”，转为专门生产草茶了，所谓草茶就是指的散茶。当时的宜兴茶尽管不为宫廷所重视，但在文人雅士中还是很有市场的。大文豪苏东坡与宜兴才子蒋之奇有同榜之谊，在琼林宴“坐相接，遂约卜居阳羡”。在任湖州刺史期间，与宜兴联系较多，后又被贬，上表卜居宜兴得允（参见万历《宜兴县志》卷八·侨寓）。从此他与宜兴的茶和茶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宜兴茶文化和紫砂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在宜兴留下了许多关于茶的诗篇。苏东坡有诗云：“柳絮飞时笋箨斑，风流二老对开关。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参见《苏轼诗全集》卷六）。“雪芽”两字就反映了当时宜兴所产的茶是散茶，而且名声、质量非常出众，否则也不会吸引苏大学士了。苏东坡在宜兴蜀山办书院期间，爱用玉女潭中的泉水泡茶，便与金沙寺僧互置水符，以确保能饮用地道的山泉水。其诗云：“余爱玉女洞中水，既置两瓶，恐后复取而为使者见绐，因破竹为契，使金沙寺僧藏其一，以为往来之信。戏谓之调水符。”“欺谩久成俗，闹市有弃繻……谁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参见万历《宜兴县志》卷九·五言诗）。

大思想家朱熹一生也酷爱饮茶，长期居住在福建武夷山地区（建州产茶的核心区域），他对宜兴茶也颇为欣赏，曾作《茗岭春芽》诗云：“茗峰千仞产灵芽，滴露烹泉处士家。读罢楚骚喉吻渴，漫贪七碗操梅花”（参见宜兴《徐氏宗谱》卷十一）。宋代梅尧臣对宜兴茶和紫砂十分喜爱，有《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诗云：“天子岁尝龙焙茶，茶官催摘雨前芽。团香已入中都府，斗品争传太傅家。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吴中内史才多少，从此莼羹不足夸”（参见梅尧臣《宛陵集》卷十五）。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茶史资料记载，宋代的饮茶方法得到了较大改进，由原来的煮茶改为点饮，使得饮茶大为方便，因此也使饮茶很快流传于民间，饮茶之风逐渐成为所有中国人的一种习俗。[本人认为，宋代后期民间很可能就有了散茶的“冲泡”法，因为变一时期全国生产的茶叶，大量的是散茶，但这须要进一步考证。]此间，宜兴的紫砂茶具也与宜兴茶一起，很快在文人雅士中间流传，并逐渐走进每个普通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