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宜兴茶贡和当时茶政

明代以来，宜兴茶依旧是贡品，进贡方式与前朝比没有多大改变。《明史》食货志上载：“其上供茶，天下贡额四千有奇，福建建宁所贡最为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荐新等号。旧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太祖以其劳民，罢造，惟令采茶芽以进，复上供户五百家。”明清宜兴志书载：“洪武十年岁贡芽茶四十斛（按明清时期的度量衡计算，1斛为今天的50升），叶茶一万三千斛”，万历间“荐新细芽茶一百斛”（参见万历《宜兴县志》卷四·进贡）。“后按额裁减止进芽茶八十斛，南京礼部二十斛，各茶户办纳”（参见雍正《宜兴县志》卷三）。就数量而言，明初贡茶对宜兴还是一项沉重负担，同时，贡茶的程序还是比较复杂的，清代志书在追记前朝进贡时云：“每岁谷雨前一日，县官祭山神开园，择取入篓。自县启程，赴司府验明，候布政司拜表发解到部，例有定限。明时于里甲内签点，解户四名，遵限解交礼部，掣取批回。”（参见雍正《宜兴县志》卷三）。可以想见，进贡一事，无论是对地方官员还是对当地老百姓，都是一项繁琐而且无法怠慢的差事。

宜兴茶入贡，在当时茶史专著和诗文中也有较全面的反映。明代茶叶专家许次纾说到“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宋人最重建州，于今贡茶两地独多。阳羡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惟有武夷雨前最胜”（明许次纾《茶疏》产茶）。所谓“阳羡仅有其名”，指的是茶叶的质地，他认为宜兴茶不如“武夷雨前”、“建州茶”，但从他的表述方式上看，宜兴茶当时的地位并不差，否则他不必先“阳羡”再“建州”再“武夷”了。明代宜兴进士邵珪在竹枝词《春山省茶》中云：

龙香漫挹芳园树，雀舌先抽谷雨芽。

税户夜催温土坑，贡船明发候江沙。

滥觞正苦权门牒，传语卢仝莫浪夸。

明代宜兴才子蒋如奇《阳羡茶泉》云：

贡题上品珍天府，锡卓芳流净戒台。

自是荐新勤长吏，几人不道采茶回。（转引自张志澄著《阳羡茶录》）。

由于茶叶已经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当时的朱明王朝见茶叶有利可图，就对茶叶的经销采取了更为完备的管理措施，专门在产茶区设立和完善了茶局和茶引所，也就是专门管理茶叶进贡、生产和征收茶叶税的机构。如宜兴史志载“茶局在县东南隅南察院左。宣德九年（明宣宗朱瞻基甲寅年，即1434年）令章惟澄建。每岁御茶于此修贡。今废，其故址尚存”（参见万历《宜兴县志》卷二·公署）。茶局原址现已无从考证，但说起老城区内的“茶局巷”是宜兴人妇孺皆知的。茶局的作用是为“修贡”，实际上是办进贡手续的专门机构。茶局究竟始建于何时，仅从宜兴历代史志上难以详究，但从宜兴贡茶的历史看，最早可能是建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至大历二年(767年)李栖筠出任常州太守期间，到明代万历十八年（1588年）前废止应是确实无误。

除茶局外，明代还完善了对茶园生产和茶叶流通的管理机构，即设立了批验茶引所。据《明史》食货志上载：“其他产茶之地，南直隶常、卢、池、徽，浙江湖、严、衢、绍，江西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武昌、荆州、长沙、宝庆，四川成都、重庆、嘉定、夔、泸，商人中引则於应天、宜兴、杭州三批验所，徵茶课则於应天之江东瓜埠。自苏、常、镇、徽、广德及浙江、河南、广西、贵州皆徵钞，云南则徵银。”当时江南一带产茶比较集中，茶叶交易也非常活跃，所以，明政府设有三个“茶引批验所”，分别在京城（应天）、宜兴和杭州，可见，宜兴当时在全国茶叶交易中的地位。“批验茶引所在张渚镇，元初设，时名茶园提领所。至国朝（明代）丁未年（1487年）大使项仲实重建，易今名。洪武间裁革，寻复设。嘉靖初（1522年）省入本镇巡司所。基鬻为民地”（参见万历《宜兴县志》卷二·公署）。另载，明代宜兴县所有官员中，有“张渚批验茶引所大使一员，未入流，月俸米三石，副使一员”，从其俸禄看，茶引所大使相当于当时县衙的典史、训导、课税局大使等，比主薄、巡检低一等次（参见万历《宜兴县志》卷三·禄秩）。

明朝政府之所以重视加强对茶叶生产和流通的管理，目的就是增加这方面的税收。据史志载：永乐十年，所办“商税等项钱钞”一共是15514锭3贯，其中“茶株课钞6822锭740文”，“茶引钞974锭400文”；正统十三年，所办“各色课钞”一共是“17141锭1贯”，其中“茶课钞6122锭740文”，“本包茶叶18500斛，折钞1550锭”。上述记载表明，明代宜兴茶叶税占当时所有税收的40%以上，成化十八年和嘉靖十六年的茶叶税负情形大体相当（参见雍正《宜兴县志》卷三）。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入明以后，尽管宜兴贡茶的数量和品种逐步裁减，然而这仅仅是表象，实际上这是当时政府对茶叶管理方式改变所带来的结果，宜兴茶农的负担并没有因此而减轻，茶叶税成了当时宜兴的主要税收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