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茶贡终结和茶业起落
清代宜兴茶贡的逐渐终结
在整个清代的几百年中，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宜兴茶业也起起落落，在逐步退出宫廷贡品序列的同时，也因战乱和社会动荡，真正走向了低谷。在清初，清政府对宜兴贡茶是“本朝因之，贡芽茶一百斛。” 从中可以看出，清初贡茶数量十分有限的，同时清朝王室对历代以来形成的进贡惯例也进行了改革，对那种“自县启程，赴司府验明，候布政司拜表发解到部，例有定限”和“于里甲内签点，解户四名，遵限解交礼部，掣取批回”的办法，“国朝（清朝）革除民解，专委张渚、湖氵父巡司轮年领解。”（参见雍正《宜兴县旧志》卷三）。说明清代的贡茶并不是由茶农“拜表进贡”，而变成了当地地方政府的一项公差。
清代时期由于茶叶生产在全国的普及，先进的制茶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各地名茶不断涌现。清代到康雍乾时期，对贡茶已不再采取单一品种的专项进贡，而是凡“佳品皆贡”，例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南巡苏州，就发现了当地的“吓煞人香”品质上层而名字欠雅，而赐名“碧螺春”，从此苏州洞庭碧螺春名满天下，年年进贡。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微服私访至杭州品尝到了龙井茶，特加封18棵茶树为“御茶”，从此西湖龙井声名鹊起，每年进贡剧增，在全国影响越来越大。在宜兴所有志书中，到雍正四年（1726年）有“贡芽茶一百斛” （参见雍正《宜兴县旧志》卷三）记载后，没有查找到其他有关贡茶记载，在嘉庆二年的《重刊荆溪县志》和光绪八年的《宜兴荆溪县新志》中有关宜兴茶叶税收的记载里，都明确说明有“额外芽茶一百斛，折价十六两（正银）”，但都没有说这“一百斛”芽茶是做什么用的，贡茶到此已经逐步演化为一种实物税。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推知，极有可能是在“碧螺春”进贡以后，宜兴贡茶进一步裁减，到乾隆“恩宠”龙井茶后，宜兴茶这种实物就不需要进贡了。
从唐代李栖筠守常州的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至大历二年(767年)左右，宜兴茶开始走进宫廷，到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宜兴茶走出宫廷，期间整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为宜兴茶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在加重茶农负担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宜兴及周边地区茶叶种植技术的发展和制作工艺的提高，推动了茶叶经营和销售水平的整体提升，使宜兴南部山区形成了经久不衰了传世产业。
清代宜兴茶业发展概貌
据史志载，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宜兴有“山竹茶地共462顷9亩6分”，到清代顺治初年有茶地2525.77亩，康熙五年新增茶地568.98亩（参见雍正《宜兴县旧志》卷三）。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宜兴茶地损失惨重，道光年间的约3000亩茶园，到光绪六年（1880年）已不到500亩了（参见碧螺春著《阳羡茶录》），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宜兴茶叶种植和经营逐渐恢复，直到清光绪后期，宜兴茶叶年产量仍保持2000余吨（ 参见1990年版《宜兴县志》），可见明清时期宜兴已有成片的茶园，茶叶生产和经营逐渐成为南部山区的特色，成为山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和前朝一样，清代地方政府也不断加强对茶叶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的税收管理，延用并进一步加强了“茶引所”的管理力度，在张渚茶引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湖氵父茶引所。雍正初“岁征茶引纸钞银，张渚司引银30两7钱7分4厘、湖氵父司引银4两”（参见雍正《宜兴县旧志》卷三）。嘉庆两年“额设茶引正银24两7钱7分，张渚司办正银20两7钱7分，湖氵父司办正银4两”（参见《重刊荆溪县志》卷二），这个数字直至光绪年间一直没有改变（参见光绪《宜兴荆溪新志》卷三）。
和明代相似，清代宜兴所产的名茶主要还是岕茶，这种茶在文人中间仍然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的。如冒襄，也就是风流才子冒辟疆在其茶叶专著中《岕茶汇抄》说道：“棋盘顶、乌纱顶、雄鹅头、茗岭，皆产茶地，诸地有老柯（棵）嫩柯（棵），惟老庙后无二，梗叶丛密，香不外散，称为上品也”，“忆四十七年前，有吴人柯姓者，熟于阳羡茶山，每桐初露白之际，为余入岕,箬笼携来十余种，其最精妙不过斤许数两，味老香淡，具芝兰金石之性。十五年以为恒”（参见清冒襄《岕茶汇抄》）。清代的许多文人笔记里,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述，由此我们可以知晓，清代宜兴所产名茶和明代没有多大变化。清代宜兴籍著名词人陈维崧在其《双溪竹枝词》中也有对家乡三春摘茶的生动描述：
最难忘处三春事， 杨柳参差蝴蝶忙。
摘蕙满山裙带绿， 焙茶十里水泉香。
宜兴进士卢士登《阳羡茶泉》云：
品合中泠美，姿分上贡馨。
盈盈常不溢，源远自通灵。
（参见雍正《宜兴县旧志》卷十）从这些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宜兴茶园和宜兴名茶在文人心目中是那么的美丽和可爱。当时在宜兴县衙任职的宜兴文人任绳隗在其《庵画溪茶舍诗》在描绘宜兴旧茶区时写道：
画溪山中万木秋，画溪渡口茶之邱。
茶溪左右有草庐，一椽错落临汀洲。
荒郊莽荡走狐兔，石栋屈曲盘龙虬。
微风习习春溪寂，浮云漠漠春溪流。
山僧春笼手自携，刺史风流今在否？
鸿飞冥冥不留影，天风万里吹古愁。
（参见雍正《宜兴县旧志》卷九）这首诗明显表明了作者对往日繁华的追忆，同时更表达了对他当时茶区日渐衰落的无奈，也许这也正是对宜兴千年贡茶历史的最确切的咏叹。
